文獻綜述4
關(guān)于英漢翻譯中文化傳達問題的文獻綜述
前言
在開放發(fā)展的全球化國際氛圍下，社會科學研究正發(fā)生著一系列歷史性的變化。這一變化體現(xiàn)在素有語言關(guān)懷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領域則表現(xiàn)為“文化熱”在翻譯界的興起。在《當代美國翻譯理論》一書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來翻譯研究的兩個明顯的趨向：一是交際理論在翻譯理論上的體現(xiàn)，二是對文化轉(zhuǎn)換的重視深刻動搖了重視語言轉(zhuǎn)換的傳統(tǒng)（1：136）。換言之，因為交際與文化都具有以人為本人的特質(zhì)，人文關(guān)懷在翻譯界已經(jīng)贏得高度的重視，翻譯理論界正在加強宏觀把握，拓展翻譯視野，加強翻譯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摘要
本文從文化語境與語詞翻譯、文化翻譯與文化“傳真”、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和歸化翻譯三個方面闡述了文化、語言、翻譯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論證了文化翻譯的理論基礎。本文認為：文化翻譯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翻譯，即對文化以及語言的“表層”與“深層”結(jié)構(gòu)進行研究，探索文化與翻譯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客觀規(guī)律；文化“傳真”意指文化翻譯的基本準則，即要求譯語從文化義的角度準確地再現(xiàn)原語文化所要傳達的意義、形式及風格。（2：84）本文揭示了譯語與譯語文化的相互影響問題，指出譯語的異化是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的對抗與對話。好的翻譯是譯語的優(yōu)化，即保持異化適度。譯語的優(yōu)化將是我國新世紀翻譯文學中新的潮流。
關(guān)鍵詞
文化語境；文化翻譯；文化“傳真”；異化/歸化翻譯
正文
一、文化語境與語詞翻譯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同時又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語詞又是語言中最活躍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的變化，是語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所謂語詞就是指詞和詞組，詞組的范圍包括各種固定說法、習慣用語和習俗語，語詞都有：音義的理由和來源，語詞的產(chǎn)生、變異和發(fā)展都包含著豐富、復雜的文化信息，如地理環(huán)境、社會歷史、政治經(jīng)濟、風俗民情、宗教信仰、審美取向、價值觀念及思維方式等等，其中最能體現(xiàn)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個性，體現(xiàn)不同民族，不同歷史文化的特點，使不同民族的語言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性。（3：38）語詞的翻譯要求譯者在廣泛地、準確地了解他國文化中的觀念、信仰、習俗、價值標準等方面的同時，忠實傳達本國文化的價值與靈魂，才能真正做到不同文化間的交流。
翻譯學的目的論認為，翻譯是人類行為研究的范疇，人類的交際受語言環(huán)境的制約，而語言環(huán)境又根植于文化習慣，因此翻譯必然受到譯出文化和譯入文化的影響�？梢�，不同的文化語境決定著語詞翻譯中詞義的提取，也體現(xiàn)著譯者對不同文化的判斷和理解。本文將探討文化語境中諸多因素對語詞翻譯的影響，以及相應的翻譯方法（3：46）。
�。ㄒ唬┑乩憝h(huán)境差異與語詞翻譯。地理文化是指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間不同，因而自然環(huán)境各方面的差異影響不同民族對同一事物或現(xiàn)象的看法各有不同。特定的地理文化賦予了語詞特定的意義。
�。ǘ┥鐣䴕v史差異與語詞翻譯。歷史文化是特定歷史發(fā)展進程和社會遺產(chǎn)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歷史發(fā)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語詞來體現(xiàn)本民族鮮明的歷史文化色彩。例如，英語中“to 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鐵盧)是源于十九世紀拿破侖在比利時小城滑鐵盧慘敗一事，漢語中“敗走麥城”是指古時三國的蜀國名將關(guān)羽被打敗退兵麥城一事，兩個語詞分別來源于不同的歷史事件，但喻義相同，都是指慘遭失敗。因此這類語詞的翻譯需要了解各民族歷史文化才能使譯文更具文化個性。
�。ㄈ┝曀兹饲椴町惻c語詞翻譯。語言來源于生活，生活習俗與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約
著語言的表達系統(tǒng)。例如：數(shù)詞“八”在漢語中是現(xiàn)今最受人們喜愛的數(shù)額——因為其發(fā)音與“發(fā)”諧音，迎合人們發(fā)財致富的心理，而英語中“eight”則沒有這種意義。
�。ㄋ模┳诮绦叛霾町�。宗教信仰對人們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定的宗教信仰產(chǎn)生了語詞的特定含義。中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影響著英漢語詞的翻譯。在西方，以基督教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響著人們的語言表達，基督教產(chǎn)生時，歐洲大陸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世俗的王權(quán)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們的“野性”，于是基督教應運而生，人們的語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 proposes．God disposes'’(由人提議，上帝決斷)“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在以佛教為主導的中國傳統(tǒng)宗教文化中，“老天爺”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許多語詞來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來生，該詞語用來形容機遇非常難得，可見宗教文化是構(gòu)成英漢語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異，就能更準確地表達語詞的文化意義。
（五）神話傳說與經(jīng)典著作的差異。不同民族的神話傳說與經(jīng)典作品中產(chǎn)生了許許多多的習語與典故，反映了民族風味、社會世態(tài)，使各民族的語言充滿了情趣與活力，具有獨特的表現(xiàn)力。如“Sour 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東西”，漢語中有“萬事俱行，只欠東風”、“逼上梁山”、“葉公好龍”等，以上例子說明在民族各自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中產(chǎn)生的語詞包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構(gòu)成了各民族語言表達方式的鮮明獨特性，是其他語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譯過程中應尊重各民族文化詞語的特點與個性，保留語言存在和表現(xiàn)的形式。
�。﹥r值觀與審美意識的差異。由于文化的差異導致人們的價值觀及審美意識的不同，導致人們對同一事物有著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和看法。在價值觀念方面體現(xiàn)在個體與集體的觀念不同，個人價值至上是西方文化的特點，英語中有不少表現(xiàn)語詞的個人進取、個人力量、個人意志，如：“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競成)、“Everyman is the architects of his own forune．”(自然的幸�？孔约�)、“You have to blow your own horn'’(應吹自己的號角)。在審美取向方面，中國傳統(tǒng)喜慶偏向紅色裝飾，而西方則多為白色，漢語中的紅茶，英譯為“black tea'’。以上例子表明，英漢文化在價值觀和審美觀方面的差異影響語詞的翻譯。英漢民族存在的文化差異決定了語詞表達形式及詞義的選擇，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充分考慮原語詞所包含的民族文化與語言個性，充分理解語詞所蘊含的獨特的文化意味，盡可能結(jié)合原文的文化背景，保持原文的語言風格、語言形式及藝術(shù)特色。
綜上所述，文化語境的諸多因素影響著語詞的翻譯。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指出“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4：86）這說明翻譯要將中西文化結(jié)合起來，離開文化背景去翻譯，不可能達到兩種語言之間的真正交流。而在語詞的翻譯中，譯者必須了解不同民族社會文化體現(xiàn)在語篇中的文化內(nèi)涵，正確理解語詞所包含的文化語義，采用適當?shù)姆g方法，這就要求譯者應特別謹慎，仔細分析隱含在語詞背后的容易引起語義沖突的文化因素，根據(jù)具體語篇，在不違背原文語言的表達基礎上再現(xiàn)原文語詞的文化意蘊，達到忠實原文的目的，真正實現(xiàn)兩種文化的溝通與移植。
二、文化翻譯與文化“傳真”
文化翻譯是指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翻譯，即對各民族間的文化以及語言的“表層”與“深層”結(jié)構(gòu)的共性和個性進行研究，探討文化與翻譯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客觀規(guī)律。文化“傳真”在此意指文化翻譯的基本原則。它要求譯語要從文化義的角度準確地再現(xiàn)原語所要傳達的意義、方式及風格。換言之，就是把原語的“形”、“神”在譯語中原計原味地體現(xiàn)出來。由此可見文化“傳真”的研究是翻譯中的關(guān)鍵部分。翻譯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為語言反映文化，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內(nèi)涵，并受文化的制約。一旦語言進入交際，便存在對文化內(nèi)
涵的理解和表達問題。這就要求譯者不但要有雙語能力，而且還有雙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識，特別是要對兩種語言的民族心理意識、文化形成過程、歷史習俗傳統(tǒng)、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風貌特性等一系列互變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這些互變因素，英漢民族的語言文化體現(xiàn)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英漢兩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也會體現(xiàn)在語言方面。英語中出現(xiàn)的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經(jīng)》在整個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fā)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與之相應的是在我國影響極為深遠的佛教文化。兩種文化在思維習慣上、語言表達形式上，詞匯意象和含義上，都有著自己的特色，故翻譯時特別要引起注意。例如Hawkes把《紅樓夢》中的“阿彌陀佛”竟然譯成”God bless my soul”（上帝保佑），把上帝拿來代替佛教的無量壽佛，這很可能讓西方人以為中國人也信奉上帝。這樣的譯文大大地削減了中國文化內(nèi)涵。又如“天誅地滅”這一成語運用“天”、“地”作為最高權(quán)力的.象征，但它只能適用于深受天道觀影響的中國，故不能用反映基督教信仰的”God”（上帝或神）取代。某些含異域感情色彩的詞語的翻譯也是一個難點。
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一書中指出“譯文實際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譯文+譯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氣質(zhì)和風格+譯者的氣質(zhì)和風格的混合體�！保�5：18）由上可見，“文化翻譯”的的確確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做翻譯，而文化“傳真”是做好文化翻譯的關(guān)鍵。
三、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歸化翻譯
直譯與意譯是歸化和異化討論的源頭，不少學者常常把它們放在一塊來討論。王東風在“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一文中就對它們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歸化與異化之爭，是直譯與意譯之爭的延伸，可謂由來已久�！钡麤]有將它們簡單地歸于一類，而是指出：“歸化和異化可看成直譯和意譯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譯與意譯。?如果說直譯和意譯是語言層次的討論，那么，歸化和異化則是將語言層次的討論延續(xù)升格至文化、詩學和政治層面。也就是說，直譯和意譯之爭的靶心是意義和形式的得失問題，而歸化和異化之爭的靶心則是處在意義和形式得失旋渦中的文化身份、文學性乃至話語權(quán)利的得失問題�！保�6：24-25）。
在談到直譯和意譯時，人們常常用英文詞語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時人們關(guān)心的是語言層面的技術(shù)處理問題，即如何在保持原語形式的同時，不讓其意義失真；而意譯則認為語言有不同的文化內(nèi)涵和表達形式，當形式成為翻譯的障礙時，就要采取意譯。還有人提出形合與意合來與直譯和意譯對稱。在中國的翻譯史上，贊成直譯和意譯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譯中的文質(zhì)說，唐代玄奘的“求真”與“喻俗”，近代有嚴復的“信達雅”及魯迅的“寧信而不順”與趙景深的“寧順而不信”等，都是從直譯和意譯的角度來探討翻譯的原則。
在英漢語中，異化與歸化的內(nèi)涵究竟有多寬？這是我們在研究和討論歸化/異化與直譯/意譯時得注意的問題。歸化/異化翻譯的英文表達是domesticating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雖然和我們今天探討的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處，但就其本質(zhì)而言，存在明顯的差異。當我們說直譯/意譯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結(jié)果，如果我們再說神似和形似，則是對這一結(jié)果的描寫。歸化/異化與意譯/直譯卻是兩個不同的范疇，猶如兩個圓，其邊緣只有小部分重疊。異化/歸化翻譯的結(jié)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來描述。異化和歸化是一種策略，在實踐中，直譯、改譯、增譯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翱匆粋�翻譯是歸化翻譯還是異化翻譯，完全取決于文化形態(tài)的重構(gòu)，翻譯在這一形態(tài)中得到生產(chǎn)和銷售；什么是歸化或異化只有在考慮到改變譯入語文化的價值關(guān)系時才能得到界定�！保�7:243）
“當前在對‘歸化’問題的認識上，譯界同仁應該區(qū)分歸化法的兩種前提：一是忠實原則下的歸化，二是非忠實前提下的歸化。前者總體上是規(guī)定性的，后者則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語中心論的，后者則是譯語和譯語文化取向的�！保�7：33）國內(nèi)學者將歸化/異化和直譯/意
譯等同的現(xiàn)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討論。葛在探討這一對概念時有一個前提，即在拋開歸化/異化的當下語境，而且根據(jù)的是字面意思。歸化/異化的兩種翻譯傾向自有翻譯以來就經(jīng)常交鋒，在上一個世紀，有圍繞魯迅的“硬譯”而展開的洋化與歸化之爭。在此以前，嚴復、林紓、梁啟超等人的翻譯，均可視為歸化的翻譯�！棒斞傅摹沧g’及他的翻譯思想是出于他‘反對封建主義，改造國民性’的理念。但魯迅的意圖招致了誤讀，‘硬譯’的倡議最終淹沒在歸化論的喧囂聲中。后來傅雷的‘神似’論、錢鐘書的‘化境’說可以說都是歸化論的延伸�？梢�，歸化/異化的討論往往都是歸化論占上風，雖說大家都贊成要保留洋味�！保�7：
33）葛文是針對國內(nèi)興起的新一輪歸化/異化討論而來的。因為在這次關(guān)于異化/歸化的討論中，人們幾乎“一邊倒地認為翻譯應該提倡異化”。
結(jié)語
對于文化這個及其寬泛的概念,很多學者試圖給出一個較為準確的定義�，F(xiàn)代文化學之父,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魯克洪定義文化為“歷史上所創(chuàng)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tǒng)，即包括顯型式樣，又包括隱型式樣，它具有為整個群體共享的傾向，或是一定時期中為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绷_伯特?拉多和語言學家愛德華?薩丕兒也都指出文化行為的模式化特性。英國學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種經(jīng)典的定義：“所謂文化或文明，即知識、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其它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能夠獲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習慣在內(nèi)的復合型整體�！保�5：1）雖然定義的角度各不相同，但無疑文化具有極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幾乎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 中國翻譯界新崛起的“文化學派”認為：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種表象形式，又是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9：59）因此，對于以語言轉(zhuǎn)換為基礎的翻譯工作來說文化傳達就成了一個重要的主題。魯迅先生就充分認可了“文化傳遞”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與語言的若干特點，翻譯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盡可能多的文化傳遞，“文化傳真”則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或者說是一個終極的目標。異化與歸化的翻譯策略的討論沒有結(jié)束，還會繼續(xù)下去，我們應從跨文化的視野去思考異化/歸化問題，這樣，它的影響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我們可以肯定，這一討論，不僅對翻譯研究，對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比較文學等都將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偟恼f來，歸化大都表現(xiàn)在語言的層面上，為了跨越語言理解的障礙，在文化傳達上，為了讓讀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譯者大都采用異化策略。但是，說到底在文化傳達問題上的異化是為了最終使得讀者在文學作品的欣賞中做到真正的歸化，也就是說使讀者把原語經(jīng)譯者所傳達的異域視野經(jīng)自身的文化視野過濾、對比、沉淀而后引起視野的從新定位，在對比中做到對自身文化和原語文化的再認識，即在文化意義上的完成真正的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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