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文子”與田文的關系
“文子”是誰的問題，自班固之后，尤其是柳宗元以來，聚訟不已，在學術界始終沒有較為確切的結論。竹簡《文子》的出土，并沒有提供直接的證據(jù)。我們判明竹簡《文子》形成于漢初的可能性最大，說明“文子”是出于偽托，但文子是誰的問題仍然呈膠著狀態(tài)。要想有所突破，不僅需要考慮邏輯上的多種可能，更需要多種史料的綜合比照。
一、古書流傳的復雜性與班固《漢書·藝文志》之注的再考察
從《漢書·藝文志》的導言來看，孔子之后學術流派很多，書籍的命運多舛，書籍的來源駁雜：
《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shù)家之傳。戰(zhàn)國縱橫，真?zhèn)渭姞�，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藩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嘆曰：“朕甚憫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nóng)求遺書于天下。
王葆玹先生指出，漢成帝時篇籍大增，各種書的藏本頗多，“劉向自恃為《谷梁》學名家及朝野公認的宿學通儒，又屬劉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書之機，以及與元成兩帝接近的便利條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統(tǒng)，與經(jīng)學的其它派系分庭抗禮。他所擬訂的篇次、篇數(shù)都是與舊本不同的，就連書名也要重新擬就”。[1]
在“真?zhèn)渭姞帯薄?nbsp;“藩滅文章”、“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求遺書于天下”的背景下，書籍的流傳、創(chuàng)作、整理都會受到影響，產(chǎn)生一些不正常的現(xiàn)象，需要仔細辨別。那些出土文獻誠然沒有經(jīng)過后人的篡改，但在下葬之前又經(jīng)歷了那些變故呢？所以需要認真考究。
具體到《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37種道家著作，根據(jù)作者的虛實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1、本上屬于著者原創(chuàng)或注釋前人作品的，如《老子》、《莊子》、《管子》、《田子》、《老子鄰氏經(jīng)傳》、《老子傅氏經(jīng)說》、劉向《說老子》等。
2、基本上屬于依托或可以懷疑是依托的作品，《黃帝君臣》、《力牧》、《雜黃帝》等班固已明言“起六國時”， 或“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六國時賢者所作”。而在《太公》之注中，班固說：“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有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蹦敲础兑烈�、《辛甲》、《鬻子》三本書的情況又如何呢？本文認為書名與作者的身世要有所區(qū)別。比如“伊尹”是“湯相”，但《伊尹》這本書是不是伊尹本人所著，就需要謹慎對待了。而“辛甲”是“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鬻子”“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兩人的身世都是有據(jù)可察的，但他們是不是就是《辛甲》、《鬻子》的作者還是可以懷疑的。“孔子之前沒有私家著作” 的學術標尺已經(jīng)被動搖。但 “春秋以前，并無私人著作，其傳于后世者，皆當時之官書也”[2] 的判斷還是可信的。更何況，“周秦古書，皆不題撰人。俗本有題者，蓋后人所妄增�！盵3] 比較溫和的說法應該是《伊尹》、《辛甲》、《鬻子》和《太公》一樣是依托于他們的事跡、言論，并做了引申、發(fā)揮和附會的書。
有鑒于此，不能僅僅以《漢書·藝文志》來考量班固之前的文獻，反之，有必要以先秦以來的文獻來考量班固所作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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