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不老家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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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不老家山情

明末清初中國社會動蕩不安,然而畫壇上卻是流派紛呈、風格各異,相繼涌現(xiàn)出“松江派”“新安派”“四王吳惲”“四大畫僧”“金陵八家”等一批彪炳史冊的名家高手。江寧(今江蘇南京)畫家樊沂(生卒年不詳,明末萬歷年間至清初康熙年間在世),作為“金陵八家”之一樊圻(1616年生,卒年不詳)的胞兄,在當時亦名享一時。

一、畫家樊沂的生平事跡

樊沂字浴沂,明代滅亡后遁居金陵城南的東園(今白鷺洲公園)回光寺一帶,過著十分簡樸的隱逸生活。樊氏兄弟性情簡淡,特立獨行,不愿仕服滿清王朝,平日主要依靠鬻畫賣藝為生,身份屬于布衣畫家,故而與當朝推崇的“四王”等名家的影響力無法相比,因此史上關于其生平事跡記載很少。

明末清初文人、書畫鑒藏家周亮工(1612-1672年)寓居金陵期間,與樊沂、樊圻兄弟有過一些交往。他在《讀畫錄》卷三《樊會公(圻)》中記有一些簡略介紹,對其評價較高:樊氏兄弟傳統(tǒng)筆墨功底深厚,在當時“有雙丁、二陸之名”,堪與三國魏時的文學家丁儀、丁廙兄弟,以及晉代名書家陸機、陸云兄弟相媲美。關于樊氏兄弟的生活狀況,周亮工嘗有詩云:“兄弟東園戶自封,不教世人見全龍。疏燈夢穩(wěn)長橋雨,破硯鼓磨近寺鐘。白墮荒唐胸五岳,青來迢遞筆三峰。北山云樹蕭條盡,老去朝朝拜廢松!弊掷镄虚g透析出樊沂兄弟生活于東園一帶的疏籬、板屋之間,平日寡交他人,寒暑朝夕與寺廟山林相伴,閉門筆耕不輟,表達自己的心靈逸氣,詩尾則反映了他們心中強烈的遺民氣節(jié)。清初文學大家孔尚任在樊圻的題畫詩中,深情吟道:“內府收藏君總在,標題半是(天)啟(崇)禎年!保▍⒁娗迦硕湃鹇(lián)《古芬閣書畫記》)這或許也能從另一側面,想見其兄樊沂的當時心境。由于樊氏兄弟刻苦研藝,畫名日漸隆起。

樊沂的丹青藝術及思想情操等,皆與堪稱畫壇“多面手”的胞弟樊圻相近。他廣涉南北諸家的筆墨意蘊,紹承宋元以降大師的繪畫精髓,山水、花鳥、人物畫皆能,所作技法多變,水墨、淺絳、青綠等畫法不拘一格。由于社會動蕩、時代變遷等多種緣故,樊沂的許多畫作都已散佚,主要代表作有《雪景溪山圖》(現(xiàn)藏于安徽博物院)、《山閣讀書圖》(現(xiàn)藏甘肅省博物館)、《松泉對酌圖》(現(xiàn)藏于南京市博物館)、《高松峭壁圖》(現(xiàn)藏于北京市文物商店)等。關于樊沂的藝術風格,我們尚可從其存世的畫作中得以窺見一斑。

二、圖像背景與畫藝品覽

樊沂與樊圻一樣,十分眷愛六朝古都南京。雄奇秀美的金陵山水、底蘊豐厚的人文歷史,皆給其帶來不少創(chuàng)作上的滋潤與蒙養(yǎng)。樊沂筆下的實景山水畫《金陵五景圖》(絹本設色頁裝,每幅畫面縱30.1厘米、橫6喱米不等,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就是一件縱情謳歌家鄉(xiāng)山川形勝的心儀佳作。

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的《金陵五景圖》,第一幅畫面上的題款名為“燕磯曉望”(圖1)。三面臨水的燕子磯,巍然屹立在南京城北郊的長江之濱,是萬里長江上的著名“三磯”之一。遠眺江畔突兀而起的嶙峋巨巖,宛若飛燕臨空展翅。畫面中燕子磯臨江而立,形勢險要,氣象不凡,蒼松傲立,綠蔭叢叢,數(shù)條漁舟或乘風起航或落帆泊岸。人們登高望遠,大江空寂遼闊,風光秀美宜人。樊沂以飽蘸深情的生花妙筆,由衷地再現(xiàn)了古都金陵的這一勝境。

畫面左側所對應的行書,系時人樊新(生卒年不詳,有日為樊沂兄弟)題寫同鄉(xiāng)畫家張風(?-1662年)的詩詠:“海燕何年化石磯,等閑猶是意飛飛。新愁對水話難盡,舊事營莫星欲稀。春社再成吾已老,秋風才入子先歸。獨憐臥向空江里,鎮(zhèn)日關河送落暉。張風詩!彪S后鈐有樊新的兩枚印鑒。

第二幅畫面款名為“鐘阜晴云”(圖2)。鐘山位于南京東郊,昔稱金陵山、蔣山、神烈山等,因為山上有紫色頁巖層,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故亦名紫金山。相傳三國時期諸葛亮流連南京,觀覽當?shù)仉U要地勢后,曾經發(fā)出“鐘山龍蟠,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由衷喟嘆。唐時的鐘山曾與衡山、茅山、廬山并稱為“江南四大名山”(參見唐代《地理志》),明初昆山(今屬江蘇)文人史謹還將“鐘阜晴云”列為“金陵八景”之一。該山自然風光優(yōu)美,人文遺跡較多,尤以明太祖孝陵最負盛名。

樊沂以身居東園之畔、眺覽東北方的鐘山視野,精心構圖布局,近景繪有明代南京城墻及朝陽門,城外山野幽寂,溪水靜流,民居散落。中景乃明孝陵入口城門及紅垣,陵區(qū)內的方城、明樓等建筑,皆掩映于蒼松翠柏的環(huán)抱之中。遠處的巍巍鐘山,大氣磅礴,悠悠白云,縹緲起伏,不禁讓人心生思古幽情。

畫面左側所對應的楷書,為樊新?lián)]筆題寫元末明初文人楊維楨(1296-1370年)的詩詠:“鐘山突兀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日照金陵龍虎踞,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百世升平人樂業(yè),萬年帝壽與天齊。楊維楨詩。秣陵(今南京別稱)樊新書。”隨后鈐有樊新二枚印鑒,因此堪稱詩畫合璧。

第三幅畫面款名為“秦淮漁唱”(圖3)。秦淮河是南京的母親河,也是孕育金陵古老文明的搖籃。千百年來,歷代先民就在秦淮河流域繁衍生息、種植捕撈。畫家截取的是“十里秦淮”河畔景色,兩岸河房河廳鱗次櫛比,古樸典雅的文德橋橫跨淮水,幾條畫舫黯然停泊在泮池旁。北岸就是聞名遐邇的夫子廟與學宮,廣場上的文廟正門以及東西牌坊,一一聳立其間,側旁還有墨香飄逸的聚星亭……

與畫面相對應的左側篆書,乃樊新書寫晚明文人楊希淳(生卒年不詳)的詩詠:“樓閣誰家隱修篁,門對清溪一水長。細雨卷簾還日暮,數(shù)聲款乃送漁郎。楊希淳詩!彪S后鈐有樊新二枚印鑒。

第四幅畫面款名為“烏衣夕照”(圖4)。烏衣巷是馳名華夏的千古名巷,早在三國東吳開都金陵時期,就是吳軍烏衣營的駐地。東晉名相王導、謝安等高門大族,后來寓居于此。隋軍踏平江南后,金陵的都城地位一落千丈。伴隨著時光流轉,六朝金粉繁華不再!爸烊笜蜻呉安莼ǎ瑸跻孪锟谙﹃栃。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代劉禹錫的一曲《烏衣巷》讓此地蜚聲天下。后世文人騷客尋蹤懷古,詠嘆不絕,然而“到如今,惟有蔣山青、秦淮碧”。畫面中所現(xiàn)的古塔、民居等,沉浸在一片清寂落寞中,惟有淮水尚在流淌不息……人們不禁要問:昔日的烏衣巷在哪里?畫家樊沂所表現(xiàn)的就是這一幽迷情景。   畫面左側所對應的草書,為樊新題寫昔人羅元(生卒年不詳)的詩詠:“烏衣池館一時新,晉宋齊梁舊主人。無處可尋王謝宅,落花啼鳥秣陵深。羅元詩!彪S后鈐有樊新二枚印鑒。

第五幅畫面為“清涼環(huán)翠”(圖5)。清涼山位于金陵城西,東吳時期稱為石頭山,“虎踞石城”也成了金陵雄險要勢的代名詞。南唐時期因為山間有清涼大道場,故易今名。但見該畫面中,山寂水靜,蒼樹遍野,鳥跡人蹤,杳然難覓。莊重典雅的清涼寺,默默地佇立在山坳中……畫家在該畫面右上側行筆題款“清涼環(huán)翠。戊申(即清代康熙七年、1668年)春月寫成,樊沂”。隨后另鈐二枚白文印鑒。若按其弟樊圻出生于1616年推算,那么樊沂此時肯定已逾53歲了。

與畫面相對應的左側隸書,乃樊新執(zhí)筆題寫晚明文士王思任(1574-1646年)的詩詠:“古寺白門邊,寒風逗石煙。松篁無俗逕,鐘磬有諸蓖。歲晚難為客,官閑易入禪。燈殘僧別去,清夢草相憐。王思任詩!彪S后鈐有樊新二枚印鑒。

另外,該畫卷引首的“秣陵煙樹”(圖6),乃清末民國書法家張伯英(1871-1949年)在壬午九秋即1942年深秋題寫的.行筆書法。卷尾另有明末清初卞時紭(生卒年不詳)等文人題跋(圖7、圖8)。其中卞時紭在戊午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書寫的尾跋中感嘆:此圖“烘染生動”,頗得元代名畫家錢選、盛懋之筆意,“毋謂今人不及古人也。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焉爾獨是”,讀來意味深長。

三、創(chuàng)作特點及文化意涵

樊沂在《金陵五景圖》的創(chuàng)作中,主要以“三遠”法構圖,遠近虛實得當,繁簡疏密有致,水墨勾勒皴擦,筆法自然流暢,墨色清潤秀雅,細膩寫實又不拘泥于真境,可謂得心應手。畫面中的山巒丘壑描繪,既有荊浩、關仝、李成、范寬等前賢的雄壯氣派,也不乏趙孟頫、黃公望等名家的秀雅韻致,斧劈、披麻、雨點等皴法巧妙運用,復以水墨、淺絳、青綠、朱砂等疊加暈染。畫家貌寫家山,寓情于景,竭力營造出魅力誘人的生動氣韻。該畫作不僅藝術地展現(xiàn)出恬淡清秀的逸品格調、遐思翩然的審美意蘊,而且也客觀地反映了畫家對不同流派的技法掌握及嫻熟運用程度,堪稱具有比較成熟的實景山水畫風格。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京師與留都、后來一度又成為南明小朝廷的南京,入清后寓居著不少遺老遺少和文人遺民,由于朝代更迭所帶來的痛楚、感傷、憂慮、惆悵、彷徨、避世等諸多復雜矛盾心緒,一起都交織于他們的心中。樊沂作為一位典型的遺民畫家,盡管在創(chuàng)作《金陵五景圖》的時候,明清易幟已經20多年了,不過內心深處的那份懷戀故國情緣,依然存在!绊^五景,宛身在秣陵山水間矣”。這五幅畫面所對應的昔人詩詞五體書法,似乎仍在重新喚起人們的懷舊感思。

現(xiàn)以《金陵五景圖》中的“鐘阜晴云”為例,樊沂竟然將明孝陵構置于畫面的突出位置,莫非就是昔日金陵王氣的一個圖像詮釋?這一具有視覺張力的象外之象,確實較易引起觀者的心靈感舊。而在另一幅“清涼環(huán)翠”中,清涼寺門、圍垣、鐘鼓樓乃至寶殿墻壁,都被敷染成紅色(通常佛寺墻壁多為黃色)。筆者也有必要提及一下,一些明代遺民畫家往往在個人的作品中,通過施以紅(朱)色的圖像符號來深沉地暗喻朱明江山,藉以表達戀戀不忘的故國情愫。其弟樊圻《清涼僧舍》冊頁(圖9,現(xiàn)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的清涼寺門墻以及同代畫家龔賢《攝山棲霞圖》畫卷(圖10,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的屋宇墻壁等,皆被染為朱砂色,便可略知一二了。若從明代遺民畫家的一些心緒變化來看,此舉恐怕也就是不難理解的。

再審視一下他的“秦淮漁唱”畫面,初看起來同樣存有令人不解之處:

“十里秦淮”河畔原先頗為繁盛,現(xiàn)在畫家的筆下卻變得如此冷寂凄迷,河畔彌漫著陰沉的煙水氣,兩岸青柳獨自低垂,咋不見人蹤呢?其實樊沂對朝夕相處的秦淮河實在太熟悉不過了,這一帶曾經是多么熱鬧、風流、迷人,但在畫家的眸中似乎都已成為了往昔。盡管其中可能還與滿清南下血洗金陵、問鼎后嚴施暴政等客觀原因不無關系。然而再仔細品覽《金陵五景圖》中,幾乎都鮮有人跡,這不禁讓我聯(lián)想起另一位年歲稍長的遺民畫家鄒典(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活于明末萬歷年間至清初康熙年間)亦隱居于南京東園一帶,他在明亡前的崇禎七年(1634年)創(chuàng)作的將近13米的長卷《金陵勝景圖》(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同樣也是這樣表現(xiàn)的。因此對比分析推測來看,這或許與作者遁世隱逸的人生狀態(tài)有著比較大的關系。

《金陵五景圖》從精神和情感層面?zhèn)鬟f出了畫家心中一些比較含蓄、隱晦的緬懷故國思緒。樊沂在創(chuàng)作此畫時,康熙皇帝登基后尚未來過江南,直至1684年才浩浩蕩蕩地首次南巡。在清初文字獄盛行的酷政專制年代,不少秉持節(jié)操的文人墨客,只能采取類似的僅可意會而難以言表的傾訴方式,委婉蘊藉地表達自己面對滄桑變遷的肺腑情感與文化人格。面對南方民眾的不斷反抗,清初統(tǒng)治者也開始認識到,光靠以暴制暴手段難以平息漢人心中的憤懣和不滿,于是在鞏固政權后便逐漸地推行一些不斷發(fā)展生產、緩和民族矛盾的積極舉措。隨著歲月的不斷流逝,江南經濟開始重新繁榮發(fā)展,民眾生活不斷好轉,縈繞在漢族知識分子(包括明代遺民畫家及其追隨者)心頭上的故國家山情懷,也就漸行漸淡、漸遠了。然而盡管這樣,懷古慨嘆之風還是彌漫清代文壇長達百年之久,由此也構成了積淀于中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文化景象。這也是人們在讀史賞畫時值得注意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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