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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條件下的社會偏好和社會合作
作者：黃純純左聰穎周業(yè)安
學術研究 2015年07期
[中圖分類號]F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078-07
當前，人類社會正由傳統(tǒng)社會逐步向風險社會轉(zhuǎn)化，這一轉(zhuǎn)化過程將使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產(chǎn)生巨大的斷裂，由此引發(fā)人們在交往領域中的合作危機。現(xiàn)有研究都關注不確定條件下的策略合作，給定理性經(jīng)濟人假定，在公共領域社會成員會免費乘車，從而引發(fā)各種社會困境。風險環(huán)境則會通過風險偏好強化這種免費乘車動機。在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理論的指導下，僅僅通過獎懲制度等外在機制才能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促進社會合作，但行為和實驗經(jīng)濟學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路。按照新的理論，社會成員作為社會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親社會性，在偏好層面上表現(xiàn)出社會偏好的特征。給定社會偏好與風險偏好的互動，社會成員就會在風險環(huán)境下自發(fā)選擇合作，并不需要外在的強制機制。
這種自發(fā)合作究竟存不存在？假如存在，強度有多大？迄今在理論上還缺乏充分的討論。按照行為和實驗經(jīng)濟學研究社會合作的范式，可以在一個公共品博弈框架下討論社會合作問題。這是因為在公共品博弈中，參與人只有通過自愿供給來達成某種程度的社會合作，才能提供出公共產(chǎn)品，而不需要借助政府等外在的強制機制。因此，在一個公共品博弈中，參與人自愿供給的行為以及結(jié)果就能夠用來衡量社會合作的程度和方式。本文將在一個風險環(huán)境中，通過構(gòu)建一個公共品博弈實驗來討論風險偏好、社會偏好與公共品自愿供給之間關系，借助這一實驗更深入地討論社會成員的合作問題。在衡量社會合作行為的公共品博弈實驗中，人們的合作行為或決策面臨著策略的不確定性，并且這種不確定性的存在也可能通過風險偏好的作用減少或降低人們的合作行為。但是，人們所面臨的風險以及決策并不同于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中的自然風險及其決策。一方面，社會偏好的異質(zhì)性給合作行為或決策帶來了社會風險，另一方面，人們的合作行為也受到自身社會偏好的影響，也被稱為風險決策行為的社會影響。
具體而言，本文將討論以下幾個問題：(1)人們合作行為背后的社會偏好檢驗；(2)社會偏好作用所體現(xiàn)的合作行為或決策的社會影響是否會擠出風險偏好對人們合作行為或決策的影響；(3)在社會偏好與風險偏好的競爭中是社會偏好還是風險偏好在人們的合作行為或決策中占據(jù)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本文將在標準公共品博弈實驗中，探討社會偏好在社會合作行為中的作用。
二、文獻回顧
實驗經(jīng)濟學廣泛采用公共品博弈實驗中的公共品供給行為來對人們的合作行為進行研究。根據(jù)傳統(tǒng)經(jīng)濟人假定，參與人的納什均衡策略始終是搭便車策略，但來自公共博弈實驗的大量證據(jù)卻表明公共品自愿供給行為顯著存在。根據(jù)Ledyard(1995)[1]對早期的相關研究成果的綜述，在一輪公共品供給實驗以及多輪公共品供給實驗的首輪，被試的公共品投資水平占初始稟賦的比例平均為40%—60%，并且在多輪實驗中，被試的捐獻水平隨著實驗的重復進行而下降。行為和實驗經(jīng)濟學家用社會偏好理論對公共品博弈中的非零捐贈行為進行解釋，并首先對影響人們公共品供給行為的社會偏好進行了檢驗，Ashley等人(2010)[2]根據(jù)Issac等人(1988)[3]以及Andreoni(1995)[4]的多輪公共品博弈實驗數(shù)據(jù)，對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下的社會偏好的作用進行了檢驗，研究結(jié)果表明同時公共品行為主要受到不平等厭惡偏好的影響；周業(yè)安和宋紫峰(2008)[5]在Ashley等人的基礎上對模型進行了簡化，結(jié)果表明公共品供給行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響；陳葉烽(2010)[6]則進一步進行了檢驗，研究結(jié)果支持了Ashley等人的結(jié)論。除了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下的社會偏好檢驗，Teyssier(2012)[7]和周業(yè)安、連洪泉等(2012)[8]也對序貫公共品供給行為下的社會偏好進行了檢驗，驗證了不平等厭惡偏好對公共品供給行為的影響。
然而，在衡量社會合作行為的公共品博弈實驗中，人們的合作行為或決策面臨著策略的不確定性，并且這種不確定性的存在也可能通過風險偏好的作用減少或降低人們的合作行為。但是，人們所面臨的風險以及決策并不同于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中的自然風險及其決策。一方面，社會偏好的異質(zhì)性給合作行為或決策帶來了社會風險；另一方面，人們的合作行為也受到了自身社會偏好的影響，社會偏好的作用也可能對風險偏好在合作中的作用產(chǎn)生影響，進而影響人們的合作行為。實驗經(jīng)濟學也同時通過對社會偏好與風險偏好的間接互動關系的探討，對風險條件下的社會偏好在社會合作中的這種作用進行了分析和研究。Kocher等(2011)[9]在4人一組的標準公共品博弈實驗中對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下風險偏好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研究結(jié)果表明風險偏好與人們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并不相關，風險偏好的作用被擠出。為了避免不同實驗之間的交叉影響，在Kocher等(2011)[10]的整個實驗過程中都沒有任何的信息反饋，但這種做法并不能完全消除交叉影響效應，因為其實驗設計并沒有進一步控制實驗過程中的順序效應。Teyssier(2012)[11]和周業(yè)安、連洪泉等(2012)[12]則在序貫公共品博弈實驗中對先動者的公共品供給行為下風險偏好的作用進行了分析。Teyssier(2012)[13]首先在兩人一組的一輪序貫公共品博弈實驗中對先動者的公共品供給行為下風險偏好的作用進行分析，其實驗設計采用了策略的方法，一方面所有被試都要作為先行動者做出公共品供給決策，另一方面，所有被試也要作為后行動者對對方各種可能的投資額做出是投資0，還是投資的數(shù)額與對方的投資額一樣的決策。其實驗研究結(jié)果表明，風險偏好對先行動者的公共品供給行為具有顯著作用。同樣，為了避免實驗過程中不同實驗之間的交叉影響效應，在Teyssier整個實驗過程中都沒有任何的信息反饋，但Teyssier采用的是受限的序貫公共品博弈實驗設計，一個主要不足之處在于后行動者只允許做出是投資0，還是投資的數(shù)額與對方的投資額一樣的決策。周業(yè)安、連洪泉等(2012)[14]則進一步在Teyssier的基礎上同樣采用了策略方法的兩人一組的一輪非受限序貫公共品博弈實驗設計，對風險偏好的作用進行分析，與Teyssier的設計不同之處在于后行動者同樣允許做出連貫的決策，其研究結(jié)果表明風險偏好對先行動者的公共品供給行為的作用并不顯著，風險偏好的作用被擠出，但周業(yè)安、連洪泉等的設計并不能很好避免實驗過程中的交叉效應。本文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詳細測度個體的風險偏好以及三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偏好，采用標準公共品博弈實驗設計，同時對實驗過程中的交叉效應進行控制，以探討不同風險條件下的社會偏好在社會合作行為中的作用。
三、實驗設計
本文實驗于2012年1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經(jīng)濟組織與經(jīng)濟行為實驗室展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共96名學生參加了實驗。通過Z-tree軟件(Fischbacher，2007)[15]編制實驗程序，被試的所有操作都在計算機上完成。整個實驗過程都是匿名的，被試者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同時實驗過程采用真實的貨幣激勵，被試者的最終收益由10元出場費和其在實驗中的決策所獲得的收益兩部分構(gòu)成。被試者進入實驗室后首先領取實驗說明，并根據(jù)隨機分配的計算機編號，找到相應的計算機，以等待實驗的進行。所有被試者都將完成一個問卷調(diào)查和正式的六個實驗任務，問卷調(diào)查部分是為了獲取被試者的個體特征，六個實驗任務如下：(1)實驗1，風險偏好的測度實驗，采用Holt和Laury(2002)[16]的實驗設計；(2)實驗2，不平等厭惡偏好的測度實驗，采用Dufwenberg等人(2007)[17]所使用的修正的最后通牒博弈和修正的獨裁者博弈實驗設計；(3)實驗3，利他偏好的測度實驗，采用策略方法的獨裁者博弈實驗設計；(4)實驗4，策略方法的信任博弈實驗，參與人的回報額也可以用于測度個體的互惠偏好；(5)實驗5，標準公共品博弈實驗。表1對本文所有實驗情況進行了概括。
96名被試學生分成4批參與了該實驗，他們?nèi)渴亲栽笀竺⑶以诳臻e的時間段參與實驗，每場實驗平均耗時約1小時30分鐘左右，被試者包括出場費的平均收益為45元。
四、公共品供給行為下的社會偏好檢驗
我們首先對影響人們公共品供給行為的社會偏好進行檢驗和分析。與大多數(shù)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將在完整測度三種社會偏好的基礎上，同時對利他、互惠以及不平等厭惡三種社會偏好的作用進行一個直接的檢驗和分析。表2列出了具有不同利他偏好程度的個體在實驗5中的同時公共品供給情況，其中采用了個體在實驗3中對他人的分配額來表示其利他偏好。根據(jù)表2可知，強利他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要高于中間者和自私者，而中間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也要高于自私者，但不明顯。我們對三種不同利他偏好類型的個體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進行均值差異性檢驗，檢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強利他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要顯著高于中間者(Pr(T＞t)=0.007)和自私者(Pr(T＞t)=0.005)，但中間者與自私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之間的差異則不顯著(Pr(T＞t)=0.2715)。我們進一步對個體的利他偏好與同時公共品投資額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shù)檢驗，檢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shù)為0.326(Prob＞｜t｜=0.001)，這表明利他偏好程度越高，其同時公共品供給水平通常也越高。
表3和表4給出了具有不同劣勢和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程度的個體在實驗5中的同時公共品供給情況，其中采用了個體在實驗2中選擇平均收益方案的個數(shù)來表示其對劣勢和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程度。根據(jù)表3可知，劣勢不平等厭惡者和劣勢不平等愛好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都要高于劣勢不平等中性者。對三種不同劣勢不平等厭惡偏好類型的個體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進行均值差異性檢驗，檢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劣勢不平等厭惡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要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高于劣勢不平等中性者，Pr(T＞t)=0.060，而劣勢不平等厭惡者與劣勢不平等愛好者以及劣勢不平等愛好者與劣勢不平等中性者之間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則無顯著差異。進一步對個體劣勢不平等厭惡程度與同時公共品投資額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性檢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顯著，相關系數(shù)為0.106(Prob＞|t|=0.307)。根據(jù)表4可知，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要高于優(yōu)勢不平等中性者和優(yōu)勢不平等愛好者，對三種不同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偏好類型的個體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進行均值差異性檢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要顯著高于優(yōu)勢不平等中性者(Pr(T＞t)=0.035)，而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者與優(yōu)勢不平等愛好者以及優(yōu)勢不平等愛好者與優(yōu)勢不平等中性者之間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則無顯著差異。進一步對個體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程度與同時公共品投資額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性檢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shù)為0.246(Prob＞｜t｜=0.016)，這表明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程度越高，其同時公共品供給水平通常也越高。
表5給出了具有不同互惠偏好的個體在實驗5中的同時公共品供給情況，其中根據(jù)個體在實驗4中針對對方各種可能投資額下的返還額情況來測度其互惠偏好。根據(jù)表5可知，強互惠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要高于中間者和自私者，并且中間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也要高于自私者，其中自私者中的11位被試者中有9位的投資額為0。對三種不同互惠偏好類型的個體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進行均值差異性檢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強互惠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要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高于中間者(Pr(T＞t)=0.059)，并且也顯著高于自私者(Pr(T＞t)=0.000)，并且中間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也要顯著高于自私者(Pr(T＞t)=0.009)。進一步對個體互惠偏好程度與同時公共品投資額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性檢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shù)為0.406(Prob＞｜t｜=0.000)，這表明互惠偏好程度越高，其同時公共品供給水平通常也越高。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知，個體的利他偏好、優(yōu)勢不平等厭惡偏好以及互惠偏好都與其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顯著正相關，但考慮到上述三種社會偏好的正相關關系，我們進一步進行計量分析，以檢驗到底是其中某種社會偏好還是同時幾種社會偏好都對個體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我們在控制個體客觀特征的基礎上對個體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與社會偏好進行OLS回歸。表6列出了OLS的回歸結(jié)果，其中模型1為基準模型。根據(jù)模型6我們可知，個體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顯著正影響，即個體的互惠偏好越強，其同時公共品投資額也越高，而利他偏好和不平等厭惡偏好的影響則不顯著，回歸結(jié)果還同時表明了個體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還受到了是否有經(jīng)濟行為決策實驗經(jīng)驗等因素的顯著影響。
五、風險偏好對公共品供給行為的影響分析
人們的公共品供給行為也是一種風險行為，即社會偏好的異質(zhì)性給人們的公共品供給行為帶來了社會風險，那么在這種社會偏好作用所體現(xiàn)的人們合作行為或決策的社會影響下，是否會擠出風險偏好對人們合作行為或決策的影響？我們進一步對風險偏好對人們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的作用進行分析。表7列出了具有不同風險偏好類別的個體在實驗5中的同時公共品供給情況。根據(jù)表7可知，風險愛好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要高于風險中性者和風險厭惡者，對三種不同風險偏好類別個體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進行均值差異顯著性檢驗，發(fā)現(xiàn)風險愛好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與風險中性者和風險厭惡者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均值之間的差異并不顯著，同時風險厭惡者和風險中性者之間差異也不顯著。進一步對個體的風險厭惡程度與其同時公共品投資額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性檢驗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顯著，相關系數(shù)為-0.142(Prob＞｜t｜=0.167)，這表明雖然個體風險厭惡程度與其同時公共品投資額之間呈負向相關性，但相關性并不顯著。
上述相關性分析雖然表明個體風險厭惡程度與其同時公共品投資額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顯著，但考慮到可能存在個體的風險偏好與社會偏好之間的相關性，在此我們進一步在控制個體的客觀特征和社會偏好的基礎上，對個體的同時公共品投資額與風險偏好之間進行計量分析，同時也可以在控制個體風險偏好的基礎上進一步驗證上述社會偏好對人們公共品供給行為的影響結(jié)論。表8列出了個體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對風險偏好的OLS回歸主要結(jié)果，從中可推斷，個體風險偏好對其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是具有顯著影響的，風險偏好的作用并沒有被完全擠出，即個體的風險厭惡程度對其同時公共品投資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同時回歸結(jié)果也進一步支持了個體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響，以及個體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也受到其是否為獨生子女以及是否有經(jīng)濟行為決策實驗經(jīng)驗因素的影響，但在上一小節(jié)回歸中所表明的是否成長于單親家庭對個體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具有顯著影響的結(jié)論在控制個體的風險偏好以后并沒有得到支持。
以上分析結(jié)果表明，個體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同時受到互惠偏好和風險偏好的影響，那么在風險偏好與社會偏好的競爭中，是風險偏好還是互惠偏好占據(jù)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我們同時獲取了各個自變量的標準化回歸系數(shù)，根據(jù)表8中模型6的風險偏好和互惠偏好的標準化回歸系數(shù)來看，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中互惠偏好的作用要強于風險偏好，兩者的標準化回歸系數(shù)的絕對值為0.391和0.249。這一點也可以通過比較表6中模型3以及表8中模型1的擬合優(yōu)度來說明，兩者的擬合優(yōu)度分別為0.335和0.242。通過上述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下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jié)論：首先，在社會偏好中，個體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響，這支持了周業(yè)安和宋紫峰(2008)的研究結(jié)論，與Ashley等人(2010)[18]和陳葉烽(2010)[19]的研究結(jié)論不同；其次，個體的風險偏好對其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也具有顯著的影響，風險偏好的作用并沒有被社會偏好作用所體現(xiàn)的個體決策影響所擠出，這與Kocher等(2011)[20]的研究結(jié)論相反，并且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中互惠偏好的作用要強于風險偏好；最后，個體為獨生子女以及具有經(jīng)濟行為決策實驗經(jīng)驗對其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影響。
本文在標準公共品博弈實驗下，對風險條件下的社會偏好在社會合作中的作用進行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在社會偏好作用所體現(xiàn)的合作行為或決策的社會影響下是否會擠出風險偏好對人們合作行為或決策的影響、在社會偏好與風險偏好的競爭中是社會偏好還是風險偏好在人們的合作行為或決策中占據(jù)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合作行為或決策中社會偏好與風險偏好的互動效應等三方面問題。結(jié)果表明，人們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響，而利他偏好和不平等厭惡偏好對人們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的影響則不顯著；風險偏好對于人們的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并且互惠偏好在同時公共品供給行為中的作用要大于風險偏好。
①需要說明的是，在工作論文中我們還檢驗了人口學特征和一些個體特征的影響，并且用tobit進行了穩(wěn)健性檢驗，限于篇幅，本文沒有報告這些具體的檢驗結(jié)果，這些檢驗結(jié)果表明，一部分人口學特征和個體特征有顯著影響，并且我們的OLS檢驗結(jié)果也是穩(wěn)健的。有興趣者可向作者索取工作論文。
作者介紹：黃純純，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經(jīng)濟管理學院講師，北京 100083；左聰穎，北京抱樸資產(chǎn)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100022；周業(yè)安，中國人民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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